江青的亲情篇章

发布日期：2025-07-22 10:52    点击次数：76

江青的亲情篇章——探寻与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新的深厚情谊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的童年孤独，塑造了她独树一帜的个人主义观念以及对人冷漠的怪异性格。在家中，她鲜有至亲相伴；在工作中，她亦无挚友相随；在人际交往中，更无知己为伴。她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亦颇为紧张。

毛岸英，系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长子，深得父亲的宠爱。然而，他的童年却充满艰辛，曾与母亲一同身陷国民党监牢。母亲英勇就义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相依为命，靠卖报纸、拾荒度日。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爱与帮助下，他们历经磨难，终于重返父亲身边，并随后前往苏联深造。

1946年二月，毛岸英在莫斯科大学完成学业后，回到了延安。某日下午，他来到毛家坪，向父亲汇报了在国外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听后喜悦地表示：“你在苏联完成了大学学业，所学多为书本知识，尚不全面。你还需要进入另一所大学——‘劳动大学’，在那里你能学到书本之外的知识。你愿意去吗？”“当然，非常好。”毛岸英毫不犹豫地回答。离别之际，毛泽东为他披上自己修补过的灰色粗布衣，并反复叮嘱他在农村生活时，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虚心向他们学习。毛岸英遵从父亲的教诲，携带着小米、菜籽和被褥前往“劳动大学”。在乡下，他积极参与各种生产劳动，如施肥、耕种、除草、灌溉、收割等，对于不懂之处，他虚心向农民请教。经过劳动锻炼，毛岸英的脊背晒得黝黑。毛泽东看到这一变化，并听取了儿子的汇报后，感到非常欣慰。

毛岸英，一位既深谙父训又志向远大的优秀青年。此后，他投身工厂，成为一名工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机器总厂的党支部副书记，胸怀壮志，意气风发，渴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他无法平静，他毅然决然地递交了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恰逢彭德怀将军前往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事宜，毛泽东便将毛岸英托付给了彭德怀，希望他能将岸英带到朝鲜，接受战争的洗礼。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养育他的祖国和深爱的父亲，此行一去，便再无音讯。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在第二战役的首日，遭遇美机对总部轰炸，毛岸英不幸英勇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毛岸英、刘思齐

在投身朝鲜战场的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喜结连理，刘松林随后在部队中找到了一份令她满意的职位。他们的情感基础坚实，共同度过的日子充满幸福。相较之下，江青与刘松林之间关系紧张，刘松林曾透露，江青自始至终都对她抱有“轻蔑、嘲讽、侮辱”的态度。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树已老去，落叶纷飞，缓缓地倒下，终至枯死；而那曾长久陪伴它的河流，因大树的逝去而黯然神伤，渐渐停滞，直至干涸。”毛泽东向松林透露，江青对家的情感，尚不及河流对大树的深厚。毛岸英对江青冷漠的心肠深感厌恶。在岸英赴朝参战的前夕，他对刘松林叮嘱：“我此去，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都要来探望父亲，切记，不论我在与否，你都要来。”

岸英继续对刘松林言道：“江青只顾着自己，对岸青却毫不关心，她对父亲并无爱意。我曾在气头上骂过她，言辞犀利，告诉她，既然您不爱我父亲，那便请自重离去，何必纠缠在此。你也得格外留心，因为她是个极重私仇的人……”

江青对毛岸青尤为反感，岸青曾遭受头部重伤，导致大脑受损，心理状态一直堪忧。毛岸英在朝鲜的英勇牺牲，对岸青的内心造成了更为沉重的打击，1951年秋季，他甚至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彼时，岸青在中央马列研究所供职，因情绪激动，在办公室内与人争执，爆发怒火。毛岸青的父亲将他召唤至中南海，试图以耐心的开导缓解他的情绪，助力他恢复精神。然而，江青却对岸青冷眼相待，严厉斥责，并将其囚禁于一室之中。岸青的病情因此愈发恶化。

稍后，岸青被转至大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倾心于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对此感到极度不满，坚决反对他涉足感情。于是，江青提出将他送往苏联疗养。在莫斯科，岸青再次坠入爱河，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转变态度，建议岸青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合。他意图让岸青在苏联安家，从此不再引发任何麻烦，消除心中的忧虑。向来节俭的江青，竟然将项链和衣料赠予莫斯科，作为对新娘的礼物。遗憾的是，这段姻缘最终未能如愿。

邵华、毛岸青及毛泽东中南海合影

得知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坠入爱河的消息，江青如同遭受晴天霹雳，态度坚决地反对。她开始对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进行严格审查，大量信件被扣留，其中一部分甚至被焚毁。毛泽东察觉到这一情况后，便写信给岸青，指示道：“你寄给我的信件，不宜经由他人之手，最好由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这里的“他人”显然是指江青。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岸青与邵华最终走到了一起。然而，这段婚姻也让江青与岸青多年未曾交谈。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出生于1937年冬季的陕西延安，系贺子珍所出。次年，即1940年，她随母亲贺子珍远赴莫斯科，开始了与母亲的共同生活。翌年，德国的入侵使得苏联局势动荡，她们母女的生活境遇变得极其艰难。到了1949年的春夏之交，李敏在母亲的陪伴下，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先暂居于沈阳。同年，在姨母贺怡的引领下，她得以重返父亲的身边，重聚于毛泽东的怀抱。

李敏、孔令华会晤毛泽东。

李敏的青少年时光，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在数年的勤奋努力下，她如愿考入了北师大。随着年龄渐长，她与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之子孔令华喜结连理。婚后一年，李敏诞下一子，取名为孔继宁。毛主席对这位可爱的外孙尤为宠爱，时常抱抱、亲亲他。然而，江青对李敏一家却冷眼相待，经常以琐碎的家务事为借口找麻烦。经过深思熟虑，李敏向父亲提出搬离中南海的请求。毛主席不愿他们过于远离，于是李敏与孔令华商议后，暂时迁至中南海内较为幽静的一处平房居住。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仍不断制造麻烦。最终，李敏、孔令华携子搬离中南海。离开后，依江青之令，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自此，李敏若想重返中南海，便变得颇为不易。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历经曲折，李敏终于抵达了毛泽东的住所。不料，她刚踏入房门，便遇到了江青。此时意气风发的江青，瞥见李敏后，便毫不掩饰地嘲讽道：“小保皇派又回来了！如今正值运动时期，你来这里有何目的？是想探听风声吗？”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在毛泽东病情恶化直至离世期间，李敏与父亲的相见寥寥无几，总共不过三次。首度重逢是在她接到毛远新从孔令华所在部队驻地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电话那头告知李敏父亲病情危急，催促她速速前往探望。李敏匆匆赶回，却只见江青让她匆匆一瞥，随即催促她离开，语气中透着关切：“主席已经脱离危险，恢复得不错，你先回去吧。”李敏却坚决不肯离去，坚定地表示：“此刻，我愿陪伴在父亲身边。”

江青语气冷漠而坚定地说：“‘留在此处，若主席出现问题，你难道能承担后果？’如此行为，今后我将不再允许你探望。”

李敏固执地不肯离开，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爸爸难道还需要你来强迫我吗？”

“果不其然，自那以后，李敏便再未收到过父亲的音讯，亦无人向她透露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她曾试图前往中南海门前，恳求得以见面，然而终究未能如愿。”

李敏再度与父亲相聚，是在她从中央文件的叙述中得知毛泽东健康状况之后。她毫不犹豫，径直前往中南海门前，请求觐见。这一次，她终于得以踏入，与父亲相见。当时，毛泽东卧床休息，疾病使他憔悴不堪，面容苍白，声音也变得微弱，然而他的神志依然清晰。见到李敏站在床边，他伸手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道：“娇娇，你来探望我了。”

“李敏点点头。”

数日之后，李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她前往拜访毛泽东。中央办公厅派出的专车将她载入了中南海的深处。她原本以为父亲的病情已有所好转，却未曾料想，父亲已与世长辞，呼吸机已被撤去，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悲痛欲绝，忍不住放声大哭。

“父亲离世，李敏恳切请求得以守灵，然而江青却未允准。无奈之下，她只得连续数日排队，随同首都民众一同瞻仰毛泽东的遗容，步入父亲的灵堂，肃穆地站立，向父亲表达最后的敬意。”

经过对彬子所述内容的细致核查，我认为其叙述相当真实。

1971年8月初，江青在青岛小憩。某日，她遇见了李敏，转而对我说：“李敏这孩子看上去文静而贤淑，对我始终保持着恭敬的态度，言语不多，但她实则心思缜密。我先前曾指责她站错了队，她非但未予接受，反而向主席投诉我的不是。国防科委的高级干部钟赤兵，此人对我怀恨在心，且反对中央文革，而李敏却偏要庇护他，甚至劝说主席也予以保护，这显然是对我的一种挑衅。我指责她为小保皇派，她倚仗主席的支持，竟敢对我强硬起来，真是难以对付！孔令华也不听我的劝，这真是让人头疼。我们这个家庭关系错综复杂，我与主席家人相处颇为不易。李敏便是这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生于1940年8月3日的延安，系江青所出。江青曾多次对工作人员坦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理应专注于工作，而不应涉足生育之事。生育乃党外人士所应承担之责任。我产下李讷，实乃一个失误。在我怀揣她之际，便心生排斥，但鉴于主席对孩童的喜爱，我最终还是决定将她生下。”

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居无定所，生活条件艰苦。李讷在六七岁之时，尚无法接受正规教育，仅有保育员传授她识文断字。直至抵达西柏坡，她方得以进入小学就读。迁至京城后，她插班进入万寿路育英小学，就读四年级。李讷聪慧过人，勤奋好学，成绩斐然。1953年，她顺利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她更是一举考入北大历史系。然而，在1960年国家遭遇困难时期，因营养不足，她全身浮肿，不幸患上重病。1961年，她不得不休学一年。直至1965年，她才最终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彼时李讷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的组长）。当时，她年仅26岁。在“文革”期间，政治斗争愈发激烈且错综复杂，《解放军报》作为军队内部的党报，其地位尤为关键。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肩负如此重要的领导重任，不仅日常工作繁重，还需投身于政治斗争，协调各方关系，满足江青的政治需求，其难度自是不言而喻。李讷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食欲大减，即便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仍难以安眠。

毛泽东、江青、李讷在延安

“肖力（李讷入解放军报社时更名为肖力——编者注），我固然可称‘小杨’，但你不可如此，他实则比你年长两岁。”自那以后，她时而以“杨大哥”相称，时而称我为“银禄同志”，亦或“老杨”。

李讷体质孱弱，神经亦显疲惫，轻微活动便汗出如浆，时常流露出心绪不宁之态。

“请进。”她的通话时间，短则十分钟，长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夜晚（江青习惯夜间办公，故其睡眠时间实际为白天），她甚至要来四五次，这让我也开始感到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我虽不便明说，但内心却是极度的烦恼。

杨银禄

随后，我鼓起勇气向汪东兴提出，希望为李讷安排一部电话，并提议将她居住的宿舍从一层迁移至二层。汪东兴迅速应允，并亲自负责说服她迁居至二层。

李讷应允了搬迁的事宜。为此，我们着手为她清扫房间、布置家具，并安装了电话，期间，她暂居于丰泽园。

李讷离去后，趁着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空档，我们迅速将李讷的房间打扫整洁，布置妥当家具，并完成了搬家工作。我特地派遣人手前往中南海，将新宿舍的钥匙交到她手中。只是遗憾我考虑不够周全，本应在交付钥匙之前，先为她安装好电话。

“不知您能否近日抽空回来一趟，看看家具摆放是否合适，还有电话该安装在哪个位置？”

李讷怒气冲冲地宣称：“立刻给我装上电话，我马上就要用！”我平静回应：“门锁钥匙掌握在你手中，若不开门，电话又怎能安装？不如我派人去你那里取钥匙。”但她更加恼怒，理直气壮地反驳：“钥匙决不交付，门也不愿开启，绝不能损坏锁具，你必须今天内为我安装好，这是我的坚决要求。”

1966年8月18日，李讷伴随其父，于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会见了一群群红卫兵。

“那就罢了，等您方便时，请抽空来一下，以便我们尽快安装电话。”她同意道：“好的。我先前对您态度不佳，请您不要介意，我心情不佳，向您道歉。”

工作繁重，压力巨大，而江青并未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反而频繁对她提出要求，使得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当时她已29岁，却尚未找到伴侣，江青对她的婚姻问题关注不足。鉴于江青多疑且情绪波动大，谁又敢为她介绍对象呢？周围的人都对她保持距离，应付了事，这无疑加剧了她的苦闷。

在此情境下，身为母亲的江青并未将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置于心上，反而更专注于权力的掌控。在她的提议下，李讷历经任命，曾先后担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要职。

1970年下半年，李讷女士的神经衰弱症状愈发严重，身体状况几近崩溃。在中央办公厅领导的建议下，并经毛泽东主席和江青同志的批准，她被安排至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那里，她得以一边休养，一边适度参与劳动锻炼，旨在缓解神经紧张、改善睡眠质量、提升食欲，并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中，众多学员均与李讷相识，对她既尊敬又关怀备至，连队的领导亦对她格外关照。然而，李讷对待自己却严苛异常，她与众人一同劳作、共进餐食、休息休憩，性格直爽，工作时不惜付出体力，不惧脏累，常常汗流浃背，尘土满身。她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关系融洽和谐，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数月之后，李讷的神经衰弱症状显著减轻，睡眠质量改善，食欲增进，体质亦明显增强。

1971年的上半年某日，毛泽东主席与江青同志收到了中办五七学校校长，即毛远新姐夫曹全夫——毛远志先生的爱人——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李讷同志在五七学校生活得非常愉快，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并且在那儿结识了一位名叫小徐的男朋友。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服务员，同样在五七学校接受劳动锻炼。这位同志身体健康，头脑聪明，工作能力强，政治立场坚定。他的年纪略小于李讷，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一名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清白，个人品行优秀，目前，他们的感情状况良好。若主席和江青同志能够首肯，他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某日，汪东兴来电咨询：“曹全夫同志致主席及江青同志的信件，您已转交江青同志审阅了吗？她有批示吗？江西方面正等待回复。”我回应：“信件已呈递江青同志，目前尚未收到批示。”汪东兴指示：“请在江青同志精神状态良好时，提醒她予以批示。”我应允：“好的，我立刻前往提醒。”

踏入江青的办公室，只见她正审阅文件，因昨晚睡得香甜，脸上并无焦躁之色。我问道：“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您审阅过了吗？汪东兴同志来电提及，李讷正期待着回复。”江青情绪激动，将手头的文件重重地掷在茶几上，怒斥道：“李讷这孩子，对待婚姻大事太过草率，未经我们商量，擅自找男友，不尊重长辈意见，真是孩子气。男子成年当婚，女子成年当嫁，随她去吧。”说罢，她拿起笔，在李讷的名字旁划了一个圈。

搁下笔杆，他用力将信件掷向我，并急切地追问：“小杨，你对那个名叫小徐的人有所了解吗？他现在的情况如何？若有知情不隐瞒，你便是犯了隐瞒真相的罪！快告诉我。”我回答道：“我对小徐并不熟悉，对他的状况一无所知。至于曹全夫同志，他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成员。”

作为校长的他，所提供的信息乃组织立场之体现，其言辞应予以信任。”

“确实，曹全夫同志身兼校长之职，同时还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对他的信任，我这才觉得他与李讷不太相称。两家的背景悬殊，教育水平、社会地位都有较大差距，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能有共同话题，长久地携手共度余生。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江青询问道。

我言：“感情之道，似无所不能。诚然，江青同志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追求两全其美实属不易。心想事成，不过是美好的愿景，在现实生活里，往往难以如愿以偿。”

“非也，非仅仅是有理，而是绝对正确。不信，拭目以待，若一切顺利，那才真是怪事呢。”江青不悦地言道。

何人母亲愿见子女婚姻生变？

经过一周的甜蜜筹备，李讷与小徐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场婚礼仪式简约而不失温馨，双方家长并未出席。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李讷和小徐收到了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特别的结婚礼物。婚礼的筹备工作由曹全夫一手操持，食堂精心准备了两桌家常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也应邀出席，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了甜蜜的糖果，抽了几支香烟，便完成了这一人生大事，整个婚礼显得既简朴又温馨。

这对情深意笃的新婚夫妇在完婚后，选择北京作为他们的蜜月目的地，下榻于丰泽园。或许是因由南至北，气候的突变令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又或是婚后生活的转变还未完全习惯，李讷时常感冒发烧。江青趁机挑剔，认为徐先生身体有恙，否则为何李讷总是发热，遂下令徐先生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经过一番检查，结果显示徐先生并无重大疾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记取几个电话号码不足以构成任何问题，毕竟为了便于联络，许多人都会拥有一个电话簿。若您对他存疑，不妨通过组织与他进行一次沟通。您可以向他说明，担忧电话号码泄露的风险，但只要用心记忆，无需记录在案，并要求他严守秘密。李讷与小徐婚后不久，两人感情和睦，此时若将他们拆散，恐怕并不适宜。若您觉得小徐存在问题，应以教育为重，进行思想上的疏导，频繁采取组织手段，往往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你只是我家的一名低级职员，毫无话语权。我对小徐的评价和处理，纯属我家私事，外人岂能妄加干涉。你口口声声称他为好人，有何凭证？我视他为可疑，疑其有间谍行径，已有证据在手，电话号码便是明证。速将春桥同志叫到我面前，我有事需与他商议，欲听其意见后再作定夺。此处无你发言之地，更无权对我指手画脚。”

张春桥行动迅速，仅用短短十分钟便抵达了钓鱼台10号楼。我引领他步入宽敞的大客厅后，随即退至一旁。至于他们具体交谈了什么，我并未悉知。不过，他们很快便达成共识，决定将小徐送往石家庄铁道学院深造。

表面上，此决定似乎无懈可击，将小徐送出深造无疑是件美事。然而，其背后的意图却令人费解——旨在让李讷与徐某分隔两地，以期削弱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为即将到来的离婚埋下了伏笔。

李讷与小徐喜结连理，正值新婚之际，却被迫与小徐分离，她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刚强，宁愿忍受割舍之痛，也不愿向母亲恳求。自那之后，李讷与徐新便永远地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李讷不幸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场变故不仅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重压和身体的痛苦，更使得她的神经衰弱症状加剧，情绪变得极度不稳定。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整日足不出户，食欲不振，夜不能寐，安眠药的剂量也日渐攀升。与此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的敬畏与尊重，转变为冷漠与不满，对母亲的行为指指点点，对她的言语充耳不闻，甚至有时在见面时还会发生争执。

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妙极！这恰恰证明了王良恩有问题，他的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此后，关于批王良恩的简报接连不断。一日，江青命我将六期批王简报送至中南海，交由李讷过目。我抵达丰泽园李讷的住处时，只见她正烦躁地在室内来回踱步。见我到来，她显得不耐烦，问道：“你又奉江青之命来找我，我并无那么多闲情逸致，岂能容忍你杨大秘书的打扰。”

我询问道：“这究竟是你出于礼貌，还是对我有所讽刺？”李讷以疲惫且红肿的眼神瞥了我一下，回应道：“我是在戏谑她，并非针对你。只是开个玩笑，无需太过认真。”

我轻声一笑，说道：“玩笑话就别再提了，你妈妈特意让我给你带来几份简报，让你过目。”

她接过那份报告，匆匆一瞥标题后，立刻怒气冲冲地大声质问：“这让我看有何用？！竟如此粗鲁地将报告从窗户抛出，纸张纷纷扬扬散落至院中。我赶紧劝道：“李讷，即便你不愿细读，也别随意丢弃，若是遗失几份，我恐怕难以向人解释。”

“请转告她，今后无需将此类杂乱无章的物品展示于我眼前，我对此早已心生厌倦。”李讷语气坚决地说道。

那时，我困惑不解她的困扰源自何处：是连绵不断的政治风波，抑或是江青连续倒台的领导人？在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一个凌晨三点，李讷抵达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迫切希望见江青。江青正熟睡，守在门口的同志告知：“江青同志刚入睡，此时打扰她不太适宜。”李讷却坚决不退步，径直走向内室。我劝她：“江青同志患有植物神经紊乱，睡眠质量不佳，这点你是知道的。此时打扰她，恐会让她整日无法入眠。若她因此怪罪，我们难以承受。请你现在回去，待她醒来后，我会转达你的来意，并告诉她你昨晚曾来访。若她同意接见，我会通知你再次前来，感谢你的配合。若不然，我们恐怕会陷入困境。”

李讷语气坚定地说道：“你若是担心她夜晚辗转反侧，却不曾想过我的睡眠是否安适。你只需让护士为我准备几颗安眠药，我即刻便会离去，决不增添你们的困扰。”

理应而言，李讷难以安眠，适量给予她安眠药并无不妥。然而，江青曾严令禁止：“李讷所服安眠药剂量过高，加之她如今正值孕期，未经我之许可，任何人均不得再予她安眠药。若擅自给药，将按军法处置。”

面对江青同志的指令，我们绝不敢有所违背。因此，我向李讷表示：“江青同志曾明确指示，未经她同意，我们不敢将安眠药提供给你。请你稍作忍耐，江青同志醒来后我会即刻前去请示。请你谅解我们的处境。”

李讷语气愤慨地反驳道：“你反复强调的不过是畏惧承担责任罢了。我无需他人负责，是我自己走进她的房间，亲自向她恳求。”言罢，她径直朝江青的卧室走廊走去。值班员试图阻拦她，李讷则愤怒地斥责：“让开！我要进去！”

今晚，李讷若不见到江青，恐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我于是上前劝慰她道：“请稍安勿躁，稍作等待。我将先请护士进去，唤醒江青同志。”李讷气喘吁吁地坐在沙发上，显得极不耐烦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走出，告知：“江青同志已醒来，并同意李讷进入。”

李讷面上未显喜悦之色，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径直步入其中。我抬眼瞧了瞧手表，时间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踏入江青的卧室尚不足十分钟，江青便焦急地拉响铃铛，召唤秘书、警卫员，以及护士。我们均不知江青卧室内究竟发生了何事，匆忙中赶了过去。只见江青身着睡袍，坐在床榻之上，李讷则坐在地毯上，两人均显喘息之态。江青厉声斥责道：“瞧你那副模样，哪里有主席之女的风范，简直是泼妇行径，立刻给我出去！”

李讷愤然高声斥责：“你哪里有做母亲的模样，你的心肠如此坚硬，对自己的女儿都如此冷漠，你对谁还能心生怜悯？连一片安眠药都不愿给予，你难道不明白失眠的煎熬？而你却只顾着关心自己！”

首次见她们母女争吵。

在众人面前，江青深感自己丧失了一位母亲的尊严，更痛失了那尊崇的“伟大旗手”地位所带来的荣耀，于是对李讷怒斥道：“立刻给我从这里离开！我再也不愿见到你！”

彼时，李讷身怀六甲，已有七八个月之久，她腹部隆起，坐在地毯之上，喘息声不断，口中念念有词。

江青厉声对我们喊道：“你们还在观望什么？难道是在观赏我们家的喧嚣吗？这有何可观的？速速将她赶出去！”

我温和地对李讷说道：“肖力同志，先行一步，其余事宜待会儿再讨论，可以吗？”

李讷语气坚定地说：“绝对不行，若不给我安眠药，我便决不离开。”

江青的声音颤抖着，命令道：“将她抬出去，无需与她多费口舌。”

李讷身材高大，体重不轻，我们三人合力也难以将她移动。于是，我们又请来了两位小伙子，并搬来一把宽敞的椅子，经过众人齐心协力，才将她小心翼翼地抬至椅上。三人同时承重，一人扶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将她安全地送至门厅。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劝说，她才不情不愿地上了车，离开了。

乘坐车辆之际，她心生感慨，即便是从中南海疾驰而来，只为向母亲索求几片安眠药，亦未能如愿以偿。显然，返回中南海后，她依然难以入眠。因此，她下定决心，必须另辟蹊径，再求几片药物。车辆行驶至超过百米的弯道处，李讷毅然决然地跳下车，坐于马路沿上，执意停下脚步。无论司机贾德祥如何劝解，她都毫不动摇。面对这一局面，小贾无奈之下，只得返回10号楼，将我们唤至现场。

在春寒料峭的时分，凌晨的空气更是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一位孕妇孤身坐在冰冷的马路边，任谁瞧见都忍不住心生怜惜，更何况她腹中的胎儿，正是毛主席所钟爱的孩童。

李讷瞧见我们到来，便开口道：“她心肠狠辣，不肯给我安眠药，你们也拒绝提供，看来你们倒是坚守原则。今日若不给我药物，我便誓不离开。”

我言道：“您目前身怀六甲，服用过多安眠药对胎儿不利。还请您先行返回，待江青同志醒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曾向我们下达严令，禁止为我们提供安眠药。对于她的指令，我们不敢有所违背，还望您能体谅我们的处境。”

李讷感慨道：“你说得确实在理，我感同身受。但又有谁能真正理解我呢？没有药物，我誓不离开。”

面对无奈的困境，我毅然返回10号楼，鼓起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拨通了电话，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并恳请指示下一步的应对措施。

张耀祠忧虑地表示：“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之间的纠葛竟至如此程度，这实出我们意料。若我此刻同意给她几颗安眠药，一旦江青同志得知，恐怕会责怪我，我该如何向她解释？再者，若李讷服用这些药物后发生意外，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不敢轻易批准。还请您劝说李讷返回中南海，待天明后再做打算。”

我立刻焦急地回应：“你若不答应，她便誓不罢休，她在街头久坐，万一出事，责任难以承担。给她一些安眠药，将她送走似乎是个简单解决办法。若江青同志追查责任，你我共同承担。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张耀祠的表情显露出难以抉择的困扰，最终不情不愿地开口：“那就给她一些吧。”

我说：“张主任，感谢您的辛勤付出，您已经安歇，我此番打扰，实感过意不去。”

张耀祠轻松回应道：“不必客气，你们不也是彻夜未眠吗？”

我即刻吩咐护士为李讷服下三粒安眠药，不久，她便安详地进入了梦乡。

李讷离开后，江青接连沉睡了一觉。醒来后，如平日一般，完成洗漱，享用早餐，随后进入办公室审阅文件。不久后，她按铃示意我进办公室。她并未询问李讷离去的缘由，却转而批评说：“你们要清楚，我睡眠颇为艰难，除非主席有事相召，否则无人可打扰我入睡，这个规定你们应该还记得。”

“记得。”我回答。

“李讷已至，何故仍扰我安眠？昨晚你犯下一错，竟让一稚嫩孩童闯入我卧室内喧嚣不止，你将如何为此事辩解？”

我阐述道：“李讷因失眠前来寻求安眠药，因遵照您的指示未能提供，她便试图进入您的卧房，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将她阻止。若她真的闯入，恐怕会令您大吃一惊。我尝试多次未能将她劝离，无奈之下只好唤醒您。请您批评我，作为负责人，此事与我同行无关。”

江青摆动着脑袋，语气坚决地说：“罢了，罢了，既然是初犯，今后便不得再犯。传令下去，从今日起，李讷不得踏入钓鱼台，更不得进入我所居住的楼宇。我不想再见到她。若有谁擅自放她进来，我定要追究其责任；若有谁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将严加惩处。”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指令迅速传遍钓鱼台的每一扇大门，哨兵与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均严谨认真地执行了相关任务。

某日，李讷竟真的抵达了钓鱼台东大门，却被守卫拦住，告知此乃上级的明示。

她宣称：“身为江青之女，我与母亲尚未断绝亲子关系。今日本是来探望母亲的，岂容他人阻拦？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我要去见她！”

哨兵无奈，只得如实相告：“此乃江青同志的指示，目前不得允许您进入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还请您予以谅解。”

李讷怒斥道：“理解？又有谁能真正懂得我？我看谁敢阻拦我，我便与谁争锋！”言罢，她径直向内室走去。在这样的境遇下，又有谁敢轻易将她拦住呢？

江青与李讷每聚首便频起争执。江青多次向我们追问：“究竟是谁将李讷引入钓鱼台？”我坦率回应：“实在是无法阻止，安保人员不便采取武力措施。”

江青听后，无奈叹气，汗出如浆。

1972年5月，李讷喜得贵子，一个健康的男孩平安降生。我将喜讯告知江青，但她脸上并未露出喜悦之色。她既不询问母子二人是否安好，也不提出要亲自探望，只是轻轻点头，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我特意提及：“李讷喜得贵子，江青同志升级成为外婆了，这让她感到欣慰吧？”

江青语气平淡地表示：“生育子女何来值得欢喜之事？身为共产党员，生育子女显得过于凡俗。生育后代本应是非党员的职责。每多生一个孩子，便如同在自身颈上加重了一道枷锁，孩子越多，枷锁亦越重。党员生育，非喜而是忧。我家女儿产后，竟不允许她称我为姥姥，这称呼听起来多么刺耳。‘姥姥’一词，意味着‘老’，却也不愿称呼我为外婆，只愿叫我奶奶。至于对主席，她也不称姥爷，而是直呼爷爷。”

李讷喜得贵子，心灵得到了慰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脱胎换骨。在孩子满月之际，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钓鱼台探望我们，同时还带来了许多喜糖以示庆祝。

李讷与我们一起欢快地交谈了片刻，随即前往探望她的母亲。大约过了十分钟，她们一同走出，却都显得有些闷闷不乐。那时，我们对江青的心情感到困惑：作为亲生母亲，女儿生育新生命，她为何不感到喜悦呢？

李讷自幼缺失母爱的呵护，丈夫的体贴也未能弥补，再加上孩子的牵绊，她那短暂的好精神状态很快便告崩溃，且此次的崩溃更为严重。她不仅无力照看孩子，甚至自己的生活起居也几乎难以自理。她的儿子年幼时便被送至幼儿园，由警卫战士负责接送，放学后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言语表达尤为出色。

“谢谢叔叔。”他并未急于一口咬下，而是用舌尖轻轻舔食，显得格外珍惜，那份稚嫩与可怜，令人动容。

李讷身患重病，无法亲自照料孩子，江青对此心知肚明。然而，对于这个外孙，她却置若罔闻，更无丝毫关照。从出生到成年，这个小外孙未曾得到她丝毫的关爱，甚至连一次拥抱都未曾获得。她对徐家的孩子以及李讷所生的孩子都抱有轻视的态度。

李讷与王景清

如今，李讷拥有了温馨的家庭，她的丈夫名为王景清，他体格强健，性格忠厚，为人朴实，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尽管李讷的健康状况欠佳，王景清却始终对她呵护备至，关怀备至。两人相濡以沫，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中央领导对李讷亦关怀备至。昔日，李讷居住之地邻近合同医院，就医颇为便捷。然而，后来搬家至远离医院之地，就医需先乘坐地铁，再换乘公交。李讷如今体重有所增加，上下车变得颇为不便。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央领导特地为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虽非专属，却确保了她的出行需求，解决了就医交通的难题。对此，李讷对组织的关爱与照顾深表感激。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系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与朱旦华之子，于1941年2月在新疆呱呱坠地。遗憾的是，毛泽民于1943年9月不幸遇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毛远新尚且年幼，仅两三岁之龄，便与母亲一同身陷囹圄。直至1945年7月，朱旦华携4岁有余的毛远新抵达延安。1951年，毛远新得以来到父亲的身边。毛泽东与江青视毛远新为己出，悉心呵护与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光是在101中学度过。1960年，他顺利考入清华大学，随后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成为该校的杰出人才。1965年，他毕业之际，遵循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选择了投身军旅，加入云南防空导弹部队，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重返北京。毛泽东嘱其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并期望他能亲身经历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据此，毛远新前往哈尔滨，投身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亲自发起组建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由此成为当地红卫兵运动的领军人物。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他肩负重任，被任命为副主任。此后，他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以及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

在“文革”动荡时期，他先后担任了三次联络员的职务：一次是肩负起与周恩来总理沟通重任的联络员，另一次则是协调东北两派矛盾的关键联络员，而最后一次，则是成为陪伴毛泽东主席左右的联络员。

鉴于毛远新在东北及北京均有要务在身，他频繁穿梭于两地之间。抵达北京时，他通常下榻于钓鱼台江青的住处。他态度谦和，待人亲切，能与工作人员和睦相处。我们工作人员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彼此间的交往十分融洽。某次，他戏谑地传授我们一句英语：“三头牛，没有马骑。”他所说的其实是“非常感谢”，此语一出，众人皆被他逗得欢笑不止。每当毛远新抵达北京，他总会将自东北带来的糖果分发给每一位同事。

“杨秘书，馋得紧吗？我来帮你点上这一支。”我唯有摇头谢绝。

江青对毛远新的情感波动无常。据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在毛远新担任东北两派问题联络员期间，有一日清晨，江青偶遇毛远新，立刻喜形于色，她由衷地赞叹道：“你是个好孩子，继续担任联络员一职再合适不过了，务必要好好努力！”

“里面有人吗？”无人作声，只见手电的光柱在空气中摇摆。经过一番呼唤，才听到回应：“是我，正在进行安全巡检，请不必担忧，一切安然无恙，您现在可以离开了。”确认了那是毛远新的声音后，工作人员这才放下心来，离开了。毛远新连续进行了两三天细致的检查，但并未发现任何窃听设备。这一情况揭示了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而她对毛远新则保持着极高的信任。

江青情绪波动不定，这种情绪有时也会投射到她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某日，她归家后径直步入楼厅，便向守卫孙占龙询问：“李讷此刻是否在此居住？”孙占龙回应：“近几日李讷并未留宿于此，毛远新倒是常驻此处。”江青闻言，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何要在我这里逗留？”

彼时，毛远新暂居于江青的居所，自律甚严，自觉遵守纪律，从未给工作人员带来任何不便。他时常主动前往钓鱼台的机关食堂，与普通职工一同排队就餐，并无丝毫特殊待遇。然而，曾有一次，他归家较晚，食堂的饭已售罄。江青的厨师程汝明便将江青剩余的米饭炒制一番，并利用江青未食用的蛋黄制作了一碗鸡蛋汤。按常理，孩子晚归无食，吃些大人的剩饭剩菜实属情理之中，即便是沾了江青的光，这样的便宜也微不足道。然而，江青得知此事后，却对程师傅严厉斥责，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强制他进行检讨，并断然下令：“绝无下次！”

程师傅坚辞撰写检讨，我担忧事态升级难以控制，便劝说其草就一份平淡无奇的检讨以敷衍了事。然而，程师傅仍旧心怀不服，拒绝动笔。江青催促我交检讨，程师傅执意不写，使得我陷入两难境地，三人皆尴尬不已。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解释：“程师傅，您并无过失，您对江青的了解远胜于我。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主席的份上，忍受这点委屈吧。您不是也常这样劝导我们吗？若您觉得难以动笔，我来帮您撰写，您只需誊抄一遍，我便代为转交，如何？”程师傅最终勉强同意了。

江青手持检讨书，高举过头顶强调道：“若非让他书写此检讨，他恐怕难以铭记于心。今后若再犯同错，我便以此文公示众人，那便是再犯，大家明白吗？再犯将加重处罚！程师傅跟随我多年，未曾有过过失，此次过失尤为严重，若不写检讨，恐无法通过考验！”

“远新如今已经是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上我们互称同志，回到家自然可以随意叫唤。”

“通常家庭中，父亲严肃，母亲慈祥，而我们的家庭却恰好相反，是母亲严厉，父亲慈爱。我对孩子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要求颇为严格，批评多于表扬，指责多于对话；而主席对他们则显得更加宠爱和宽容。因此，孩子们有些心里话更愿意向主席倾诉，而不愿向我吐露。远新自幼聪慧好学，头脑清晰，听话懂事，我们对他无需过多担忧。我们更关心的是李讷的工作、健康状况以及婚姻大事。”